与周其仁先生和何学峰先生讨论“土地价格上涨”。

行业:新闻中心
时间:2021-03-24 00:22:27
项目背景
●土地涨价要不要归公如果这种分类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将基于社会因素而引起的土地涨价“部分归公”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有部分土地增值,确实不是基于土地权利人的努力而产生的。确实,上述理论家或者政治家都曾明确主张过“涨价归公”或者类似的观点。”时下国内主张“涨价归公”的学者在引用上述理论家的作品时从来不提这一点,让人着实困惑和遗憾。

“土地价格上涨是否应该返还给公众”是当今全面深化土地改革过程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周其仁先生,华盛先生和何雪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许多重要意见,但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仍未达成共识。上述先生们主要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但他们缺乏法律和法学的观点,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本文着重从法律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

●土地价格上涨应该向公众公开吗?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分析土地增值的原因,或者土地增值的来源是什么。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的Eric T. Freyfogle曾经对土地增值进行了更为合理的分类。他认为,所谓的土地增值大致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说,土地的自然属性(例如气候,土壤组成土地涨价归公,位置变化等),土地权利持有人的改善(例如施肥,平地等)带来的增值以及价值社会因素(如人口集聚,国家发展战略,城市城镇化,城市规划等)引起的经济增长。如果能够建立这种分类,那么由社会因素引起的土地价格上涨“部分返还给公众”并不是不合理的,因为部分土地增值确实不是基于土地所有者的努力。

周其仁教授对此表示反对。他曾经问过“大白菜涨价不归大众,为什么土地涨价要归大众”,然后又问:“如果土地涨价给公众,国家应该赔偿还是补偿?地价下跌?”

作者不打算支持第一个问题。因为土地(作为土地的不可移动和不可替代的资源)并不完全等同于可再生和可替代的卷心菜或类似商品,所以将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比喻不是很恰当。此外,如果菜农因白菜价格上涨而获得更高的利润,则可以通过所得税或其他税项进行调整。这并不意味着由于社会原因不能将白菜价格的上涨公之于众。

关于第二个问题,实际上可以从法律理论中解决。在德国,人们主要通过“财产权的社会义务”和“特殊牺牲理论”(或期望可能性理论)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的产权社会义务意味着私有财产权不是神圣,不受限制和侵犯的。为了社会的公共福利,私有财产应承担一些一般的社会负担。早在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就对此进行了规定。其第153条第3款规定:“所有权是义务,行使财产权必须是为了公共福利。”但是,一旦这种社会义务超出了合理范围,并导致特定的人遭受特殊的牺牲,就构成了行政税。这个国家必须为此赔偿。

财产权利的社会义务和特殊牺牲在哪里?在德国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已经发展出两种理论。一种是基于“平等原则”的“特殊牺牲理论”,另一种是预期可能性理论。前一种理论强调,如果法律或计划仅在一般情况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应限制某种财产,那仅是一种社会义务。如果法律或计划使某人的财产承担“与他人相比不公平的特殊牺牲”,则这违反了平等原则,因此构成了征用并要求赔偿。后一种理论思维也是一致的,但它强调了违反公共权力的严重性,影响,重要性和强度,以确定法律或计划是否超出了财产权的社会义务。 (有关“产权和社会义务”的出色研究,请参见张翔:“产权的社会义务”,《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9期)

以土地开发建设为例。根据法律,政府要求土地所有者接受关于建筑物高度,密度,建筑面积比,环境和文物保护的限制。那是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不需要补偿,但是如果规划法律完全禁止开发和建设某些特定的地块,那就是允许特定的人做出特殊的牺牲(或超出特定人的期望)限制)土地涨价归公,因此必须给予赔偿。

此外,美国法律中的“合理限度”理论也用于解决此问题。早在1922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Holmes)便指出,财产权可以由政府监管,但如果这一监管超出合理范围,并且对特定人员造成特殊损害,则需要对财产进行赔偿。之所以给出这个数字,是因为这种基于规则的损害产生了实际征收的效果。对于这种征用,政府将补偿或修改,削弱或废除相关的监管措施。

综上所述,将土地增值返还给公众,或将部分土地增值返还给社会,这不是荒谬的主张。它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在实践中是可以接受的。是否补偿土地价格的贬值取决于土地价格是构成特殊的牺牲还是超过合理的限度。

●通过税收模式实现提价的优势

许多评论员支持价格上涨,因此他们对当前的土地征用和土地增值收入分配制度中的问题视而不见,直接跳到“目前的土地增值收入分配制度总体上是得出“改革”的结论,实际上,承认可以部分公开地价上涨并不意味着有必要支持当前剥夺产权的极端模式。 “土地开发权国有化+国家垄断一级土地市场+低征用和高销售”(以下简称“开发”。国有化模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完全采用“市场价格补偿+合理征税”(以下简称“税收模式”)来实现“向市民提价”的目标。

与发展权国有化模式相比,税收模式的显着优势在于,在实现“向公众提高价格”的目标的同时,它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民权的侵犯,并且更加民主和合法。 。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首先,税收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通过“政府之手”进行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通过设定或完善土地增值税等税收,国家​​可以根据社会原因获得部分土地增值税。通过转移支付,相应的税款被转移到农业地区,以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平衡。相关税收收入还可用于建立和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以确保农民在城市竞争中继续失败(无论是否基于个人或社会原因)。您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避免大规模农民失业后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

第二,世界上法治的主要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是由议会中不同利益集团,阶级和集团的代表通过讨论,博弈和谈判确定的。与“发展权国有化模式”相比,经过充分民主讨论后确定的税制不仅具有民主合法性,而且对民权的侵犯最少,而实施制度的成本也最少。这是因为在税收模式下设置和调整税种,税基和税率是基于对土地开发权的承认而对土地增值收益的调整。即使某个议会决定征收很高的土地增值税(例如英国曾经将最高房地产税率定为60%-80%),土地权利持有者仍可以要求立法者降低税率。关于土地开发权的人或减少税基的人不需要采取大刀甚至残酷的方法来保护其土地开发权。

最后,税收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杠杆。假设土地市场不够活跃,立法者可以减少或免征土地增值税,降低相应税率或降低税基,从而增加相关土地权获得的土地增值税收入的比重。持有人并促进土地开发;如果土地市场投机性太强,立法者可以扩大税基或提高税率,从而增加返还社会的土地增值强度。

一些专家认为,我国目前各级地方财政高度依赖于土地增值收入。一旦改变了“土地开发权国有化”的模式,它可能导致地方财政收入的急剧下降,从而可能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毕竟,土地转让费是一次收取30-70年的时间,税款只能每年收取一次。看来“远远无法消除口渴。”

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对于仍然需要依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如何保持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非常重要。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是一个体制问题,可以通过财政体制改革来解决。例如,可以加快税收共享制度的改革进程,以使地方政府拥有更稳定的税收来源。经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可以允许地方政府使用当年的特定税款作为抵押品,以从银行借款或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地避免地方政府因缺乏资金而降低公共服务水平的风险,而且可以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纳入民主制度的监督之中,因此产生了这种担忧。不能夸大其词。

●“发展权国有化模式”的弊端

一些评论者声称,“发展权国有化模式”还具有上述三个优点,因为这种模式不仅有助于实现“土地增值的社会回报”的目标,而且还有助于保护农民进入城市。 “返乡”的基本人权将为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奠定稳定的基础。当前,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必将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因为有耕地,在城市失业的农民可以返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由于家园而无法买房和定居的农民可以在农村占有一席之地。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想法值得商

首先,“发展权国有化模式”可以防止一些农民在不合理地出售土地后丧失生存能力,但这为政府以低价征用非国有土地和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打开了大门。土地被低价征用。此后,其基本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

第二,在这种模式下,土地权利人不仅失去了分享土地增值权的权利基础,而且无法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因此,土地权利人能否获得土地增值,以及能够获得多少土地增值,已经成为政府在政策选择上是否开明和仁慈的问题。如果政府提高征地补偿标准,那也是政府给公民的礼物,而不是对公民土地权的补偿。

最后,政府的低征地和高额销售也将导致被征地的农民具有强烈的“不公平”和“被剥夺”感,这将导致激烈的社会抗议和大规模事件的发生。 。自2004年以来,湖南嘉禾的暴力拆迁事件在2009年亚博yabo官网登录 ,2009年的“唐福镇案”,今年的“山东平度土地征用杀人案”,以及“昆明金宁土地征用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等事件均良好脚注。因此,在土地开发权模式下,社会稳定受到威胁,在这种模式下,期望农村地区充当“减少城市化风险的稳定剂”是不现实的。

有人可能会说,被征地的农民人数很少,而在允许集体土地自由进入市场后出售土地的农民人数可能很多。因此,与后者相比,前者带来了社会冲突,而社会冲突属于应承担的系统成本。我不同意这种可能的辩护。

这是因为,首先,我们不能低估我国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人数。当前,地方政府高度依赖“土地融资”,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仍在加速。因此,不仅大城市的政府经常会征用土地,而且所有的市,县和乡镇政府也很冲动。土地征用是土地征用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全国蔓延的原因。第二,我们不应低估土地征用引起的不满对社会稳定和政府合法性的影响。在信息日新月异的时代,政府的“低价卖高”不仅会给被征收者带来强烈的不公平感,而且会使整个社会都意识到这种不公平的存在。应当指出,人民是否支持一个政权,肯定与一系列客观的经济发展指标(如就业率,物价指数等)有关,但人们对这个政权的主观理解不容忽视,有些极端。案件或事件通常会影响或支配人们的主观感知。

此外,在土地开发权国有化的模式下,政府也难以通过提高或降低征收补偿标准来改变土地权利人在土地增值分配中的比例,从而达到规范土地市场的目的。因为在这种模式下,如果政府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可能会引起被征地补偿人员的不满。如果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将会引起土地被征用或将来可能被征用的公民的不满。 。税率的增加或减少是民主审议的过程。除非它违反宪法,否则其民主合法性通常将得到人民的承认。尽管我国目前的税收民主制度仍然不尽如人意BDY必定赢国际官网 ,而且税收立法没有有效地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但这是一个可以通过加强民主和法治而得到改善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而且,2000年的《立法法》确立了“税收法定”的原则,因此即使在中国大陆,税收制度中的民主程度和法治也会越来越高。

●穆勒,乔治和孙中山怎么说?

如今,许多主张“向公众提高价格”的国内理论家在论证其主张时通常会参考约翰·穆勒,亨利·乔治,马克思和孙中山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的确,上述理论家或政治家明确主张“向公众提价”或类似观点。例如,在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社会哲学应用》一书中,自由主义者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uller)曾批评房东一无所获,称这些人“不动”。不用花一分钱,但总收入中绝对和相对的收入却越来越大。他们行不通,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没有保存,只是睡了很多时间。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在他的着名著作《进步与贫困》中明确指出:“土地的价值并不意味着生产的报酬……这意味着垄断的交换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个人拥有土地。“它是由社会发展创造的。因此,社会可以在不减少土地改良刺激或对财富生产产生最小影响的情况下接受所有土地。”马克思和孙中山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问题在于,无论是约翰·穆勒(John Mueller),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还是孙中山,他们都没有因此提出“土地开发权国有化”的提议。相反,他们都同意应该征收土地税。实现“向社会公开提价”的目标。在批评地主阶级一无所获之后,穆勒主张“应对自然增加的租金征收特别税”。他认为,“第一步应该是估算该国所有土地的价值。应对所有土地的当前价值实行免税;但过了一段时间亚博app买球 ,随着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土地租金将下降。不可避免地要增加,然后就可以了。大致估算出地租的增加。”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明确指出:“我的提议不是购买私有土地,也不是没收私有土地。前者是不公正的;后者是不必要的……。没收土地是没有必要的,只需要租金。 ”在他的《进步与贫困》一书中,他用书的一半讨论了“如何将土地租金转化为国家的税收”的问题。孙中山先生还辩称,“使经济组织不平衡的因素,并不比少数人操纵的土地权利大。因此,国家应当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和土地价值税法。私有土地,业主的估价会上报给政府,国家对价格征税,并在必要时以该价格购买。这也是平等土地所有权的本质。”如今,提倡“向公众价格上涨”的国内学者总是引用上述理论家的著作,更不用说这确实令人困惑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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